作者简介:吴一龙(1956-),男,广东汕头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及临床循证医学理论。E-mail: syylwu@live.cn
如果说, 有哪种病的治疗和研究几十年都没有重要进展的话, 小细胞肺癌, 绝对是其中的一种。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在其官网上公布的小细胞肺癌概览, 2012年的更新要点, 仅仅表现在发病情况的统计数字上:年新发病例22万6千, 年死亡病例16万。至于其他的更新?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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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胞肺癌的标准化疗方案(不管是局限期还是广泛期):足叶乙甙和铂类两药联合。这一联合化疗方案, 起源于1982-1985年美国东南癌症研究组(the Southeastern Cancer Study Group)的随机对照研究[1], 30年了, 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案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或如日中天的抗血管生成, 能动摇其地位。
预防性脑放射治疗(prophylactic cranial irradiation, PCI):1977年JAMA报道了第一个小细胞肺癌预防性脑放射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 结果是阴性的; 1980年Maurer报道了第一个阳性结果的PCI, 之后的一项包括7个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 确定了PCI提高小细胞肺癌总生存的作用, 3年生存率从15%提高到21%[2]。预防性脑放射治疗成了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完全缓解后的标准治疗措施之一, 也是30年不变的老皇历。
Topotecan二线治疗:1999年von Pawel第一次报道了Topotecan和CAV方案比较二线治疗复发的小细胞肺癌有疗效, 有效率和生存时间两者没有差别, 但毒性方面Topotecan有利。也就凭着这小小的毒性差异, Topotecan成为10多年来的标准二线治疗药物[3], 真的是山中无老虎麻雀来为王了。
平心而论, 近40年来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还是有所进步的, 只不过是缓慢得让人难以察觉而已。表1列举了40年来的几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不难看出, 进步主要体现在多学科治疗上。
在化疗的圈子里, 经过探索的方法有:细胞毒性药物剂量强度、剂量密度、三药甚至四药联合、改变药物用法和维持治疗等等, 这些在其他实体瘤显示出有效的方法, 却无一例外地在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中失败了。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 单纯在细胞毒药物中去研究去探索, 可能是无前途的。
近30年来, 关于小细胞肺癌的生物学知识了解不少, 临床前的研究也有不少激动人心的发现,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依据这些生物学知识而发展起来的靶向药物, 几乎所有都在小细胞肺癌面前惨遭滑铁卢。表2列举了迄今为止铩羽而归的几大类靶向药物。
实际上这些所谓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 均是不加选择地入选了所有的小细胞肺癌病人, 靶向不靶, 是否就是这类药物失败的原因呢?
常言道, 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根据具体患者的生物学特点来选择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更为个体化的治疗, 是否能使这些原本失败的药物起死回生呢?答案是可能的。譬如凋亡信号bcl-2在小细胞肺癌高表达, 将针对bcl-2的抑制剂用于高表达bcl-2的小细胞肺癌而不是所有的小细胞肺癌, 成功的把握性就会更大, 目前至少有3个bcl-2的小分子抑制剂在临床试验中, 我们期待着。
另外, 是否可以像寻找腺癌驱动基因那样来寻找小细胞肺癌的驱动基因呢?针对驱动基因的治疗, 胜算的机会也更大。
提笔写下这篇文章题目之时, 我对小细胞肺癌几乎是没有信心的, 于是就有了化石的感觉。但Govindan等对SEER(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监测、流行病学与结局)数据库30年的数据分析显示,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5年生存率从1973年的4.9%提升到2002年的10%, 同样的时间段,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2年生存率也从1.32%提高到3.57%[5]。尽管这样的进步难于为齿,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种进步的确切原因, 但毕竟是取得了有统计学意义的进步, 这就是黎明前的曙光, 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无生命的化石和孕育着生命的陨石的寓意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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