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47例受检者中,检出妇科疾病患者为1 648例（39.74%）。其中,常住人口组罹患妇科疾病发病率（37.09%,1 166/3 144,）与流动人口组（48.06%,482/1 00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8.208, P<0.01）,流动人口组妇女妇科疾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组。本中心妇科疾病检出率居前10位的情况（患病人数和患病率）及其户口所属地和年龄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见 表 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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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检人群常见妇科疾病的排序及户口所属地、年龄分布情况

表1 受检人群常见妇科疾病的排序及户口所属地、年龄分布情况

有关病种的人群分布和年龄分布比较情况如下。①慢性宫颈炎患病率：常住人口组vs. 流动人口组,χ²=6.213, P<0.05。②阴道炎患病率：常住人口组vs. 流动人口组,χ²=72.044, P<0.01。③子宫肌瘤患病率：常住人口组vs.流动人口组,χ²=0.046, P>0.05。④慢性宫颈炎患病率：30~39岁组vs. <30岁组, χ²=29.173, P<0.01; 30~39岁组vs. ≥40岁组,χ²=91.866, P<0.01。⑤阴道炎患病率：<30岁组vs. 30~39岁组, χ²=9.554, P<0.01;<30岁组vs. ≥40岁组, χ²=4.990, P<0.05。⑥乳腺增生患病率：≥40岁组vs. <30岁组, χ²=31.914, P<0.01;≥40岁组vs. 30~39岁组, χ²=60.810, P<0.01。⑦子宫肌瘤患病率：<30岁组vs. 30~39岁组vs. ≥40岁组, χ²=0.109, P>0.05。

本组4 147例宫颈液基细胞学检出ASCUS及以上阳性病例189例,病变检出率平均为4.56%。检出病变分别为ASCUS 115例,ASC-H 4例, LSIL 60例,HSIL 10例。参加筛查的人群年龄为20~70岁,检出SIL者集中在30~49 岁年龄段（59/70,84.29%）,见 表2。宫颈细胞学检出病例主要集中在30~49岁人群,<30岁组vs. ≥30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²=4.701, P<0.05）,这一部分人群应是筛查的重点人群。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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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年龄段宫颈细胞学结果

表2 各年龄段宫颈细胞学结果

本研究结果示,妇科疾病患者为1 648例（39.74%）,慢性宫颈炎、阴道炎居前二位,提示生殖系统感染仍是影响该地区已婚妇女健康的首要问题。慢性宫颈炎占妇科疾病之首,慢性宫颈炎是宫颈癌前期病变的危险因素,慢性宫颈炎多因分娩、流产或手术操作等损伤子宫颈局部,经细菌感染引起,产褥期、经期卫生注意不够或性生活不洁将致病菌带入生殖道,引起宫颈炎;其次是雌激素较低,局部抗感染能力差。阴道炎居第二位,阴道是分娩、宫腔操作的必经之路,容易受到损伤及外界病原体的感染;阴道炎发病因素也与个人不良生活习惯、不洁卫生用品及不洁的性生活有关;有的妇女因过度讲究卫生,经常冲洗阴道,破坏了阴道的酸碱平衡,也可导致阴道炎的发生;抗生素使用过量,易引起菌群失调;使用塑身内衣,使阴道局部的温度以及湿度增高;避孕药的使用等,易引起白色念珠菌性阴道炎。这两种疾病在流动人口组的发病率高于常住人口组（ P<0.05）,这可能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低、卫生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弱有关。因此,健康教育的重点应针对广大农村妇女。慢性宫颈炎发病率在30~39岁年龄组明显高于<30岁组和≥40岁组（ P<0.05）,可能与此时期妇女正处于社会、生理活跃期,性生活频繁,雌激素水平较高,分娩、人工流产和放、取节育环损伤宫颈等因素有关。对此期妇女在加强宣教妇科病预防与治疗的同时,应传授性生理卫生知识,指导科学避孕。本组患者阴道炎好发于30~39岁组（12.52%）,发病率明显高于<30岁组（7.71%）, P<0.01,这可能与滥用抗生素、长期服用避孕药、过频使用外阴洗液等致菌群失调有关^{[ 1, 2]}。≥40岁组的阴道炎患病率（11.01%）明显高于<30岁组（7.71%, P<0.05）,可能为雌激素水平较低、局部抵抗力差所致^{[ 3]}。

宫颈癌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宫颈癌筛查的方法之一是宫颈细胞学检查。此方法已在世界范围得到公认,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地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之所以能有效地将宫颈癌的死亡率降低90%以上,宫颈细胞学筛查功不可没。宫颈癌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生物因素、行为因素和遗传因素。因此,对宫颈癌危险因素的了解和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预防宫颈癌的策略,从而更好地指导宫颈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工作的开展,挽救患者的生命,减少病痛,为患者及其家庭减少医疗费用。

导致宫颈癌的生物因素主要包括HPV、人类疱疹病毒（HSV）以及其他一些细菌、衣原体和病毒感染。在世界范围内HPV 感染比较普遍,并且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进展密切相关^{[ 4, 5, 6]}。与宫颈癌有关的行为因素包括：初次性行为年龄过早,多孕多产,性伴侣数过多,吸烟,口服避孕药,教育程度低,经济地位低。有研究指出,国内与子宫颈癌发病有关的行为因素有7 个,包括初次性行为年龄 <20 岁、首次怀孕年龄≤21 岁、孕次>3、终生性伴侣数>2、绝经、主动或被动吸烟及教育程度≤9 年。对子宫颈癌发病起保护作用的行为因素有9个,分别为结婚年龄>20岁、首次怀孕年龄>21岁、首次生育年龄>21岁、孕次≤3、产次≤2、终生性伴侣数≤2、未绝经、不主动或被动吸烟及教育程度>9 年^{[ 7]}。本组数据分析中,宫颈细胞学检出病例主要集中在30~50岁人群中,这一人群应定期进行宫颈细胞学检查,宫颈癌预防的重点是要加强定期体检,争取早期发现肿瘤并得以治疗。而对宫颈癌危险因素的了解,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预防宫颈癌的策略,对于生物学因素主要是HPV感染,可以通过在发生性行为之前接种HPV疫苗来阻断HPV感染,从而减少由HPV感染诱导的宫颈癌。对于行为因素,可通过对就诊患者或在各个社区进行宫颈癌预防知识宣传,从而改变人们不良行为因素,戒烟、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避孕套的使用及晚婚晚孕,适时进行宫颈癌筛查,如HPV DNA 检测、巴氏涂片、液基细胞学检测,对HPV DNA 阳性及其他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复查1 次巴氏涂片或液基细胞学检测。对巴氏涂片及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者行活检,如为癌前病变,及早进行阻断性治疗,防止病变向浸润癌转化,从而挽救生命,并且为患者及家庭减少治疗费用。

妇女在性成熟期,要经历一生中很多大的事件,如结婚生育抚养孩子,承担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这些都会给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因而经常出现情绪波动,情绪变化往往会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调节功能,导致乳腺疾病发生。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发病率占乳腺疾病的首位,是内分泌激素水平失调、性激素代谢紊乱使体内雌激素分泌过量,导致乳腺生理性增生和复旧不全^{[ 8]}。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节奏日益加快,妇女因工作及家庭生活的压力,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是乳腺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另外饮食结构不合理,如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状态,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从而导致乳腺增生 ,还有许多人为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人工流产,不生育或30岁以上生育,不哺乳,夫妻关系不和,含激素的保健品等,佩戴过紧的胸罩,产后科学规律地对乳房按摩保健能使乳房内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状态,既能保证婴儿充足营养的奶水,又利于产后各个方面的恢复。本次体检结果发现,乳腺增生的发病率仅次于慢性宫颈炎和阴道炎,居妇女疾病第三位,发病率为8.15%,呈上升趋势,且<30岁组和30~39岁组检出率最高,与≥40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可能与母乳喂养比例下降,乳腺小叶增生比例升高,高龄初产妇增多,体内雌性激素异常增高有关。另外,女性工作压力大、家庭因素及精神紧张等造成内分泌失调,环境污染、医学诊断技术提高,均与该病检出率提高有关^{[ 8]}。

本组子宫肌瘤患病率较低（1.03%）,各年龄组患病率比较,差异不明显（ P>0.05）;子宫脱垂仅发生在≥40岁组妇女（多产史）,为轻度至中度,可能与长期站立和重体力劳动增加腹压、老年妇女盆腔组织和韧带松弛有关^{[ 9]}。

目前公认,定期进行大范围的妇女病普查工作,能提高宫颈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率,以得到早期治疗,降低肿瘤死亡率,在普查中发现的乳腺纤维瘤、重度宫颈糜烂、子宫肌瘤等,已积极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指导,定期进行随访观察。

计划生育中心应加强对社区的管理指导,保障社区妇女的生殖健康,要以生殖健康为中心,扩大育龄妇女服务项目,加强机构力度,积极宣传新时期生殖健康要领,提高人群生殖健康的认知水平,针对人们关心而又需要的生殖健康知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殖健康教育和生殖健康促进活动,帮助人们建立健康的人生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素质,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和职业道德观,这是向广大妇女提供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基础,我们要加强妇女病普查工作管理的力度,做好妇女病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妇女病的普查普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掌握妇女病发病趋势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共同完成妇女病防治工作,有效地保障妇女健康,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本组资料仅是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部分常住人口已婚妇女的妇科体检结果,流动人口已婚妇女的样本数较小,且大多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村镇,不能全面代表该地区整体已婚妇女的健康状况。本研究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危及该地区已婚妇女身体健康的危险因素,为探讨其妇科疾病构成、防治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