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 一词在不同的医学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在80年代以前, 医学叙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其主要内容为医生根据患者的生理状况所写的诊疗报告。当代的医学叙事具有更广的包容性,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患者对其生命故事及生命体验的感受和叙述。Polkinghorne 等将这一现象称为医学的叙事转向^[4]。患者的叙事往往体现病痛对于患者的意义, 比如患者如何理解自身为何原因、以何方式为病痛所扰。因而患者的叙事是一种独特的、专属于患者个人的主观体验感受。当代医学叙事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故事的解读和反思, 从患者的角度出发, 将患者置于主体地位, 把患者的体验经历加入到诊疗的过程中, 从而发挥患者在诊疗中的主观能动性。叙事医学的倡导者Charon 把医务人员这种与患者共情、理解患者所感, 并以此协助诊疗过程的能力视为医务人员所必备的“ 叙事能力” ^[5]。将这种叙事能力运用到诊疗过程的医学模式就是所谓的叙事医学。由此可见, 叙事医学是一门体现出共情、反思、职业操守以及医患互相信任的医学模式。它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患者的生命体验, 并耐心聆听、读懂患者的生命故事。

当代医学中的这种“ 叙事转向” 并非一枝独秀; 人文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哲学、法津、政治、经济、管理等学科在近年来亦纷纷对叙事领域投入系统的研究^[6]。尽管各学科的叙事理论各有所异, 其中一条贯穿各理论（包括叙事医学在内）的主线就是对“ 叙事知识” 的承认与重视, 体现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对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7]。实证主义是自十九世纪以来主导西方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 它在医学上表现为以客观量化为基准的循证医学。实证模式强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法则, 认为所有现象皆是可知的、可测量的。实证主义宣扬真理的唯一性, 忽视个体的独特性, 因而有关个体叙事、个体生命体验的这类质性数据在实证主义面前是不具有理论或实践价值的。与实证主义相对,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发展的社会建构理论则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放在第一位, 认为真理呈现多样性, 个体对其所处的现实的理解和认知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人们所掌握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受到了社会、文化（尤其是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认知建构。社会建构论在医学实践上表现为叙事医学和与其相关的医学人文研究^[8]。相比起客观知识的单一性和统一性, 叙事知识是一种有着个体性、地方性和社会性的知识形态。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 给予当事人审视、改变、甚至挑战主流文化和权威话语的可能性。这种基于叙事的认知模式为在传统实证模式下“ 沉默” 、“ 孤立” 的患者提供了话语权和参与权, 同时也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理解患者独特生命意义的可能性, 并在此基础上协助患者解构生命故事, 重建人生导向。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 个体生命的多样性和人生价值的多面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往一度被边缘化和漠化的弱势群体开始获得“ 自己的声音” 。当今被广泛接受并采纳的“ 生理-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 以及“ 全人医疗” , “ 以患者为中心” 等医学理念, 皆体现出人性化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以客观知识为唯一认知基准的传统实证主义, 亦在近年逐渐被“ 后实证主义” 所取代^[9]。与其前任相比, 后实证主义在秉承客观唯物的基础上承认价值的多元化以及认知模式的多样性, 从而创造了与社会建构主义沟通、合作的可能性。从医学的角度考虑, 后实证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和平共处为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的并行发展和整合运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

虽然“ 叙事医学” 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创始于2001年^[10], 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医学先驱认识到在社会建构论指导下的叙事手段可以行之有效地被应用在诊疗之中。这其中较为显著的是由White和 Epston创建的叙事心理疗法^[11]。叙事心理疗法为叙事医学的理论形成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 在此略述一二。White和Epston认为以往心理疗法中那种以心理咨询师为权威、让来访者被动地接受僵化、单一的治疗方案是弊大于利的。与之相反, 叙事疗法认为咨询师应该始终抱着尊重、好奇、放空（即不先入为主）的态度, 帮助来访者构建出一个适合其自身情况的治疗情景。这个治疗情景应当允许来访者以符合自身人生架构的方式来思考并认识困扰自己的问题和情绪。心理咨询的目的在于帮助来访者将问题外化, 挖掘对来访者有特殊意义的人生事件, 从而使来访者得以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导向, 构建出有正向意义的生命蓝图。

叙事心理疗法的以上观点与叙事医学中所主张的“ 叙事能力” 有许多相通之处。这种对叙事的聆听、诠释、分析并将之利用于诊疗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简单凭借临床经验就可以信手拈来的^[12]。医务人员对医学叙事能力的学习和掌握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训练, 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医务人员应把对自身医学叙事能力的培养视为一种“ 终身学习” 的修炼目标。

随着叙事医学的发展, 国内外愈来愈多的医学院和护理院校意识到培养医学生与护生的叙事能力的重要性。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为例, Charon和其团队从九十年代开始为医科学生开设叙事医学课程, 学生们在书写传统的循证医学病历的同时, 还要学习书写一种平行病历— — 即带有反思性的叙事医学记录。学生们定期与导师、同学交流所写所感, 讨论对病患的理解与体会。学院还设有一系列相关的人文医学选修课, 并定期举办专家讲座, 以各种方式鼓励、充实学生们的人文医学素养。课程从开设以来便一直受到医学生们的广泛欢迎, 同类的课程在北美、欧洲等各大医学院迅速流行。时至今日, 全世界有相当多的医学院和护理学院把叙事医学正式列入教学大纲, 我国的医学和护理科教也在近年来开始重视叙事医学^{[13, 14]}。

叙事医学的发展不止于对医学生的培训, 它的最终目标是与循证医学的有机整合, 发展出一套叙事-循证的医学模式^[15]。前面提到, 医学证据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 除了宏观定量的量性数据外, 趋向微观定性的质性数据也同样重要。而且医学的叙事资料除了可以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分析外, 其中一部分还可以转化为量性数据。比如说, 临床收集的叙事资料可以通过质性的归纳法来解释病痛对患者的意义; 同时资料中涉及病患的各种因素又可以用量性的演绎法将数据分类标化, 以解释各种病患因素的关系属性。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以互相支持和补充其短。以英国2012年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为例^[16], 报告指出英国逾50%的老年人受慢性疼痛的困扰, 而且病痛的情况具有历时性和多样性, 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这种涉及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会功能等复杂因素的病痛, 很难用目前临床实践中以数字为基准的 “ 疼痛指数” 来准确测量老年患者的病痛感受。报告指出一个完善的病痛康复指数应该系统地包括、引进质性的叙事证据（比如患者对病痛的描述和理解） , 将这些质性数据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分类, 并与疾病客观检验数据相结合, 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诊疗。

不少学者认为, 单纯的量性或质性研究必有其局限性; 各种研究范式之间需要进行对话, 彼此支持、完善, 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17, 18]}。真正的叙事医学必须具有循证性, 才能在诠释特殊事件的同时避免被个体主观局限性所误导; 循证医学也必须具有叙事性, 才能在分析宏观医学数据的同时不忽略个体病患者体验的真实性与重要性。这种综合运用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的范式在处理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医疗数据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在2011年出版的《整合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 — — 医疗的日常社会实践》一书中^[19], 作者Meza和 Passerman详细论述了一套运用于临床实践、带有六个A的叙事循证方案：（1）Acquire 取得：取得足够的信息以了解患者的处境; （2）Ask 提问：向患者提问相关的临床问题; （3）Access 查找：就以上临床问题查找相关的医疗/诊疗信息; （4）Assess 评估：评估以上信息的医学质量与可信度; （5）Apply 运用：将评估的的信息合理地运用在临床治疗中; （6）Assist 协助：协助患者做出适合其情况的医疗方案。

Meza和 Passerman认为以上这套叙事循证方案不单适用于医学生和初入工作岗位的医务人员, 资深的医务人员同样应把这套方案应用到日常的临床实践中。他们把这种在叙事循证医学中取得的知识称为群体性的、自然发生的、有特定情景和背景内容的医学知识。医务人员只有在尊重患者意见和感受的前提下、在谨慎分析多种医学知识和医学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对患者身心最有利的医疗方案。

近年来席卷国内外的“ 转化医学” 是医学界的一个显著发展。转化医学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辅导读本明确指出, 中国医学的发展要以转化医学为核心。在中国转化医学发展的热潮中, 医务人员对叙事医学、人文医学的正确认识尤为重要。

转化医学的发展初期应该说是以循证医学为主导的^[20]。它有两个转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基础科研的发展” （T1）, 第二个阶段是“ 科研成果在临床实践的应用” （T2）。早期转化医学的核心内容在于双向加快从基础科研到临床实践运用的过程, 也就是加速从“ 从实验台到病床边” 的转化过程。随着人文医学的发展和医患关系的转型, 医学界意识到转化医学的健全发展还需要第三个阶段, 即“ 实现人群健康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T3）。这个转化阶段以患者为中心、贯穿医患沟通的各个环节, 同时也是转化医学的最终目标。目前中国许多医务工作人员对转化医学的了解还只是止于前两个转化阶段上（即从科研到临床）, 而对第三个面向患者的转化阶段缺乏理解, 这是中国医疗体系亟需改善的现状。医务人员需要理解患者对疾病信息的需求情况, 了解其参与医疗决策的意愿, 协助患者作出对医疗方案的知情优选。前面提到的“ 6个A” 叙事法与转化医学密切相关, 它要求医务工作者一方面要重视医学成果的发展、不断更新自身医学知识; 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协助患者增强医疗意识、参与医疗决策, 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除了以上所述的三个转化阶段, 转化医学还具有双向运作性和多学科性。这意味着具有多学科特点的叙事医学在转化医学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疾病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患者人群的需求多样性, 以往的以专科专家为主导的医疗结构难以为患者提供一套全面综合的医疗服务。发展医学的多学科合作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认清现存的医疗问题, 探索相关学科在此方面与医学的合作空间, 并有效利用、发挥各学科的长处为医疗事业服务。以癌症为例, 许多患者在确诊之后都会面临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患上临床抑郁症, 危害患者的精神健康。如果治疗方案只注意患者生理方面的情况, 而忽视患者心理、精神方面的需求, 是很难达到全人、整体的治疗效果的。在最近Lancet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中^[21], 牛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就以上问题组成多学科团队, 对500名患有临床抑郁症的癌症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为试验组参与者提供一套整合-合作的心理护理疗程。试验结果表明参与整合疗程的患者与接受传统生理治疗的患者相比, 前者在精神健康方面有实质性的改善, 并在整体生活质量指数方面有所提高。此项研究结果发表后受到英国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英国有计划将这套整合了生理和心理治疗的医疗模式在国家医疗体系中进行推广, 以提高癌症患者的精神健康状态。

笔者认为此套医疗模式值得为中国的癌症治疗所借鉴。这种心理护理模式与常规的生化治疗同步进行。护理团队由一批在心理治疗师指导监督下的、受过专业心理治疗培训的肿瘤科护理人员所组成。护理团队根据患者的特定情况制定心理疗程, 由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定期的心理治疗。护理人员通过叙事循证的途径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并与心理治疗师和肿瘤专科医生定期交流, 反馈患者在疗程中的状况。这种治疗模式可以进一步发挥护理人员在癌症治疗中的积极能动性, 培养护理人员对癌症患者这一特殊人群进行心理治疗和心理干预的叙事医学能力, 并促进肿瘤专科医生、护士和心理治疗师的团队合作, 为患者提供一套整合的、多方位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 叙事医学是当代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它为医患沟通、患者参与、全人医疗、多学科合作等重要医学理念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患者需求不断提升的今天, 中国必须同时发展好循证医学和叙事医学, 为广大患者提供最有效的整合医疗方案。目前叙事医学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 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不同学科的投入和合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中国的医疗体系可以考虑建立叙事与循证整合的医疗试点（比如以上提到的癌症治疗与老年病等科）, 逐渐探索、发展符合中国医疗国情和医患关系的医疗模式, 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逐步建立和推广一套叙事与循证的完型医疗架构, 为公众提供更优质、更综合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