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廖宁(1970-),女,广东河源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乳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2015年5月的芝加哥, 迎来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 第51周年年会, 今年的主题是启示与创新, 将数据转化为学习, 将数据转化为知识。在乳腺癌领域也是如此, 对乳腺癌治疗的新认识, 从发表的文献中获得数据, 将数据转化为知识, 改变临床实践。
在2015年, 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共识包括:绝经前女性患者, 标准的辅助内分泌治疗是使用他莫昔芬5~10年; 而绝经后女性患者的治疗, 包括他莫昔芬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 AI)。指南中的治疗方案包括:使用他莫昔芬5~10年或AI使用5年, 或两种药物互换的长程内分泌治疗。
但我们仍然面临几个问题:内分泌治疗的最佳疗程是多长?绝经前女性患者的最佳内分泌治疗方案是什么?内分泌治疗的未来如何?
2011年EBCTCG在Lancet上发表了 Meta分析[1], 研究纳入了10 645例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阳性的乳腺癌患者, 分为5年他莫昔芬内分泌治疗组与不使用他莫昔芬治疗组, 中位随访15年, 比较了两组间复发率和乳腺癌相关死亡率的差异。结果表明, 5年他莫昔芬治疗可降低第一个10年的复发率[0~4年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0.53; 5~9年RR=0.68, 两个时间段的P值均 < 0.000 01], 10~14年RR=0.97, 意味着对10年后复发风险并无影响。在ER阳性的患者中, RR与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 PR)状态、年龄、淋巴结状态及是否化疗无相关性。随访15年发现, 以复发率为研究终点时, 5年他莫昔芬组与对照组的复发率分别为33.0%和46.2%; 以乳腺癌相关死亡率为研究终点时, 5年他莫昔芬组与对照组的死亡率分别为23.9%和33.1%。在第一个15年里乳腺癌死亡率大约下降1/3(0~4年RR=0.71, 5~9年RR=0.66, 10~14年RR=0.68, 3个时间段的P值均< 0.000 01)。即使5年后停止他莫昔芬治疗仍可获益, 该研究有力地支持了5年他莫昔芬治疗的标准。
两个研究10年长程内分泌治疗的大型临床试验结果的发布, 即ATLAS试验(12 894例)和aTTom试验(6 953例)[2, 3], 为临床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
2013年发表在Lancet上的ATLAS试验[2], 比较了10年他莫昔芬治疗与5年他莫昔芬治疗对ER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率和乳腺癌相关死亡率的影响。入组的12 894例患者均完成了5年他莫昔芬治疗, 随机分配到10年他莫昔芬治疗组和终止治疗组, 中位随访15年的结果显示:在ER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 10年他莫昔芬治疗能够进一步降低乳腺癌复发(10年与5年他莫昔芬组复发例数分别为617例/3 428例与711例/3 418例, P=0.002)、乳腺癌死亡(两组例数分别为331例与397例, P=0.01)和全因素死亡(分别为639例与772例, P=0.01)的风险, 两组患者的长期疗效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复发率减少39% (P< 0.000 1), 乳腺癌死亡率减少36% (P< 0.000 1)。在完成总共10年的治疗后的至少5年内, 乳腺癌预估复发风险减少30%(双侧P=0.01), 死亡率减少48%(双侧P< 0.000 1)。同时, 该试验结果还显示, 10年长程他莫昔芬治疗使所有女性均有获益, 疗效不受患者年龄、肿瘤大小、淋巴结受累情况、是否绝经、地域特点等因素影响。
2013年在ASCO发布的aTTom试验[3]是另一个比较6 953例患者10年他莫昔芬治疗与5年他莫昔芬治疗对复发率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 他莫昔芬治疗10年组和5年组的乳腺癌复发率分别为16.7%和19.3%[RR=0.85,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76~0.95, 双侧P=0.00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年他莫昔芬治疗组的复发率显著降低。和ATLAS试验一样, 减少复发风险具有时间依赖性, 10年治疗减少死亡率也有时间依赖性, 非乳腺癌死亡率几乎不受影响。综合分析ATLAS试验与aTTom 试验的结果支持临床实践使用10年他莫昔芬治疗[4]。
2013年发表在Ann Oncol的MA-17试验[5], 纳入5 187位已接受过5年他莫昔芬治疗的绝经后乳腺癌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分别接受来曲唑治疗5年(n=2 575)和安慰剂治疗(n=2 582), 以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 DFS)为主要研究终点指标。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 长程内分泌治疗(5年他莫昔芬序贯5年来曲唑)组患者的复发率有显著性下降, 中位随访64个月时, 66%安慰剂组患者转入来曲唑组治疗, 最初进入来曲唑组患者的DFS获益32%, 意向性治疗分析最初进入来曲唑组患者的DF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分别为0.68(95%CI 0.56~0.83, P=0.000 1)、0.81(95%CI 0.63~1.03, P=0.089)和0.98(95%CI 0.78~1.22, P=0.828)。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来曲唑在大于70岁和小于60岁患者中获益一致, 副作用并无增加。
以上研究是当前长程内分泌治疗的最主要临床证据。
基于如此多的临床数据, 在临床工作中应如何判断哪些患者可进行较短程内分泌治疗(即5年), 哪些患者应进行长程内分泌治疗(即10年)?临床中有一些常用的预测因素, 受关注的是预测复发的生物标志物, 其中包括:(1)临床和病理指标:肿瘤大小、淋巴结情况、肿瘤组织学分级、年龄等; (2)免疫组化评估ER、PR、Ki67、HER2状态; (3)Oncotype DX复发评分(RS), 21基因检测; (4)复发风险(risk of recurrence, ROR)评分-PAM50; (5)乳腺癌复发指数(breast cancer index, BCI); (6)Endopredict 检测(EPClin), 12基因序列[6]。首先是BCI。BCI是一种基因表达分析, 包括HOXB13/ IL17 BR(H/I)和分子分级指数(molecular grade index)。研究最初在斯德哥尔摩的一组患者中开展, 后来扩展到多个医疗中心[7]。结果显示, 以无疾病复发生存率(disease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DRFS)作为研究终点, 0~5年及> 5年的低BCI伴随着高的DRFS:超过65%的患者的远处复发率 < 3%; 在肿瘤较大的患者中, 55%患者的远处复发率小于5%。结果表明, 在这两组患者中, 除了标准临床病理因素之外, 0~5年及> 5年连续BCI是最重要的预后因素。BCI可持续性评估早期或晚期远处复发风险的预后, 可用以诊断是否需要化疗以及是否需要超过5年的辅助内分泌治疗。
第二个是复发风险ROR评分-PAM50, Sestak 等[6]发表于JCO杂志上。TransATAC及ABCSG 8两个转化型随机研究均证实, 基于PAM50的ROR评分与远处复发风险显著相关, 该试验联合分析了这两个随机临床研究5年随访的结果, 评估 ROR评分对远处复发的预测能力。共纳入2 137例诊断后接受内分泌治疗、5年无复发的绝经后早期乳腺癌女性。结果显示, 临床治疗评分(clinical treatment score, CTS)是确诊后5年最佳预测因素[单变量: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 LR)χ 2=94.12, 双变量: LR χ 2=61.43]。低风险组患者的5~10年远期复发率仅为2.4%(95%CI 1.6%~3.5%), ROR评分中等组患者为8.3%(95%CI 6.1%~11.2%), 而ROR评分高患者的远期复发率为16.6%(95%CI 13.1%~20.9%)。ROR评分高风险患者的远处复发风险是低风险组患者的6.9倍(HR=6.90, 95%CI 4.54~10.47), 是中等风险组患者的3.3倍(HR=3.26, 95%CI 2.07~5.13)。确诊后5~10年间, ROR评分是显著预后因素。在淋巴结阴性/HER2阴性的亚组患者中, 无论是单变量分析或是双变量分析, ROR评分较CTS对远处复发更有预测价值(单变量:LR χ 2=30.95 vs. LR χ 2=21.48, 双变量:LR χ 2=17.25 vs. LR χ 2=7.79)。但ROR和CTS间相关性不强(r=0.36)。这两种评分方式定义的低风险组患者相似(55.4% vs. 53.3%), 但CTS较ROR评分系统更多地将患者划分为低风险组(32.4% vs. 25.2%), ROR评分则更多地将患者划分为高风险组(19.5% vs. 14.3%)。在所有患者的长期随访期中, ROR评分可为CTS添加有临床意义的诊断价值。这种检查通过风险分级, 有助于临床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加用延长的内分泌治疗。
综上所述, 多种分子检测方法可以用于预测患者远期复发, 但尚不清楚是否能用于预测长程内分泌治疗的获益。
SOFT、E3193、TEXT、ABCSG 12以及证实失败的PERCHE试验提供了答案。
SOFT试验[8], 患者随机分为三组:1 018位接受5年他莫昔芬单药治疗, 1 015位接受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治疗; 1 014位接受卵巢功能抑制联合依西美坦治疗。研究的首要终点指标为DFS, 中位随访67 个月。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与他莫昔芬治疗的5年DFS分别为86.6%和84.7%(P=0.10, HR=0.83, 95%CI 0.66~1.04)。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模型的结果提示, 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优于他莫昔芬单药(HR=0.78, 95%CI 0.62~0.98)。既往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复发, 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和他莫昔芬单药组的5年无乳腺癌率分别为82.5%和78.0% (HR=0.78, 95%CI 0.60~1.02), 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为85.7%(与他莫昔芬组对比, HR=0.65, 95%CI 0.49~0.87)。
SOFT试验的次要终点指标还关注了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及无乳腺癌间期。结果显示, 在曾经化疗的患者中(中位年龄40岁), 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的患者与他莫昔芬单独治疗组相比, 复发的相对风险降低了22%(P=0.09, HR=0.78, 95%CI 0.6~1.2),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与他莫昔芬单药相比, 复发率降低了35%(HR=0.65, 95%CI 0.49~0.87), 无乳腺癌间期超过5年的占90%以上。但是, 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并不能让所有入组患者明显获益。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可明显改善预后。
此外, 对于需要辅助化疗的绝经前高风险女性患者, 联合卵巢功能抑制可改善疾病预后, 对35岁以下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亚组分析, 该亚组占试验总入选患者的11.5%(共350例), 其中94%的患者既往接受过化疗, 结果显示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RFS=78.9%, 95%CI 69.8%~85.5%)或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RFS=83.4%, 95%CI 74.9%~89.3%)的治疗效果优于他莫昔芬单药治疗(RFS=67.7%, 95%CI 57.3%~76%)。
除了SOFT的亚组分析, 亦有其他临床试验探讨这个问题。2014年发表在JCO的ECOG E3193临床试验[9], 纳入了345例绝经前的ER或PR阳性的乳腺癌患者, 随机分组接受他莫昔芬5年(n=171例)和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5年(n=174例), 中位随访9.9年。结果显示两试验组在OS (5年OS 95.2% vs. 97.6%, P=0.67)和DFS(5年DFS 87.9% vs. 89.7%, P=0.62)上并无显著差异。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更易出现≥ 3级毒性反应(22.4% vs. 12.3%, P=0.004)。虽然与SOFT试验的设计相似, 但该试验的影响力远不如SOFT。
NEJM发表了TEXT试验和SOFT试验联合分析的结果[10]。中位随访67个月, 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的5年DFS为91.1%, 高于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的87.3%, 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可降低复发风险 28%(HR=0.72, 95%CI 0.60~0.86, P=0.000 2)。在各亚组分析中, 既往化疗史、淋巴结转移与否, 均是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优于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以DFS、无乳腺癌复发间期、无远处复发间期为研究终点, 依西美坦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优于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组, 但两组的OS并无差异。
另一个大型临床试验的结果, 2014年由Gnant等[11]发表在Ann Oncol上, 入组患者随机接受他莫昔芬、阿那曲唑(+/-唑来膦酸)治疗。主要研究终点指标为DFS, 次要研究终点指标为OS。该患者群体的特点为平均年龄更大, 肿瘤多为T1, 2/3无淋巴结转移, 大多数病理分级为中到低级, 仅5%接受过新辅助化疗— — 即基本上为无化疗患者。中位随访62个月的结果提示, 他莫昔芬组与阿那曲唑组的DFS差异并不显著(P=0.591, HR=1.08, 95%CI 0.81~1.44), 而他莫昔芬组的OS优于阿那曲唑组 (死亡例数为27例 vs. 46例, HR=1.75, 95%CI 1.08~2.83, P=0.02), 该结果更支持他莫昔芬联合戈舍瑞林治疗。
综上所述:当前绝经前辅助内分泌治疗中具有临床证据支持的方案很多, 包括5~10年他莫昔芬, 5年他莫昔芬+5年AI(MA-17, 对于治疗过程中绝经的患者), 他莫昔芬联合卵巢功能抑制, AI 联合卵巢功能抑制。
2015 St Gallen专家投票结果提示, 在低风险的绝经前女性患者, 5~10年的他莫昔芬治疗已经足够。而对于高危患者, 包括有既往化疗史的患者、多个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年龄小于35岁的年轻女性患者。应推荐卵巢功能抑制联合他莫昔芬或卵巢功能抑制联合AI。
当前内分泌治疗存在的挑战有:除ER/PR外, 是否存在其它预测性标志物?内分泌治疗耐药的机制?
当前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机制中的热点是ESR1基因突变。研究发现[12], 在未经治疗的原发性E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较少发现ESR1基因突变; 而在经过内分泌治疗出现耐药的转移性E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则较多发现ESR1基因突变, 这一比例可达到20%~50%, 除了ESR1基因突变, 还发现AF1、DBD/hinge、AF2(LBD)、ERα 等基因突变。
克服内分泌治疗耐药的策略有:依维莫司以及其它PI3K/mTOR抑制剂; 表观遗传修饰— —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Entinostat; CDK4/6抑制剂Palbociclib; FGFR抑制剂; 选择性ER下调剂SERDs; 基于特定生物学标志物来使用特定内分泌治疗药物。
面对当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的挑战, ER阳性乳腺癌的基因组学靶向治疗会是未来的方向。乳腺癌基因组学图谱很复杂, 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基因网络中寻找乳腺癌的治疗靶点, 实在是千头万绪:基因结构紊乱以及结构异常, 包括基因转位和大片段/小片段的缺失, 都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2015年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领域, 我们面临的未解决的问题仍需要等待更多临床研究的数据, “ 启示与创新” 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词语, 能唤起人们用新知识之光驱逐无知的黑暗。今天, 我们正从源源不断的肿瘤分子学、生物学基础和人体与肿瘤免疫学之间关系的新知识中获益, 我们终将会找到答案。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