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张柏芳, 尹绍雅, 赵静波. 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循证医学, 2016,16(3): 155-158.
ZHANG Bai-fang, YIN Shao-ya, ZHAO Jing-bo.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ians’ Professional Stressors and Coping Styles.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2016,16(3): 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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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张柏芳1, 尹绍雅2, 赵静波2
1.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理科, 广州 510080
2.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心理学系, 广州 510515
[通讯作者] 赵静波,Tel：020-62789536; E-mail：mingtian @fimmu.com

张柏芳（1962-）,女,广东揭阳人,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心身疾病及应激相关障碍。

收稿日期: 2016-02-18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4YJA190013）
摘要
目的考察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以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为主要评价工具,对533名临床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者积极应对的总得分为2（2,3）,消极应对的总得分为1（1,2）;应对方式在婚姻状况、职称以及从医年限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源得分为2.63（2.34,2.89）,外部环境及工作负荷是临床医生最主要的工作压力源;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源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r=-0.140, P<0.01）,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0.292,P<0.01）。结论临床医生在面对挫折及压力时主要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已婚的、职称高及工作年限长的临床医生的应对方式应重点关注;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少用或不用消极应对方式可以缓解医生的工作压力程度。
关键词: 临床医生; 工作压力源; 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R749.055 文献标志码:A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ians’ Professional Stressors and Coping Styles
ZHANG Bai-fang1, YIN Shao-ya2, ZHAO Jing-bo2
1.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China
2.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ropical Medicine,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professional stressors and coping styles.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sampling, totally 533 qualified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and assessed with Scale for Occupational Stressors on Clinician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cores of active and passive coping styles were 2 （2, 3） and 1（1,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 in coping styles on positional titles, marriage and working life; the score of professional stressor was 2.63 （2.34,2.89）;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work load were the most two professional stressors; professional stressors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active coping styles （r=-0.140, P<0.01）,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ssive coping styles （r=0.292, P<0.01）. Conclusi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is the main way to face the setbacks and pressure for doctors;married, high professional title and long working life of the clinicia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enhancement of active coping style and decrement of passive coping styles could alleviate the stressors among clinicians.

Key word: clinicians; professional stressor; coping style

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服务对象, 高技术、高付出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临床医生是工作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1, 2]。而近年来, 随着新农村合作医疗及城镇居民医保政策的全面覆盖, 卫生保健制度的改革,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实施, 人们法制观念的加强及患者和社会对医护人员期望值的增高, 加之患者杀医现象的严峻, 我国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剧了。适当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 而工作压力过大则会对医生以及患者安全产生危害[3, 4]。如何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提高医护人员的生活质量, 成为当前医院管理者及医护人员自身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 是个体面临应激情境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 自从Lazarus等发现其对身心健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后, 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迅速展开[5]。已有研究以教师及护士为研究对象[6, 7], 发现工作压力与应对方式关系密切, 那么在临床医生群体中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了解临床医生工作压力及应对方式的特点, 为提升临床医生身心健康提供有效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借助医学院校优势, 在6所附属医院内随机抽取有执业医师执照并且从医经验超过1年的临床医生600名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533份, 有效率为88.9%。其中男性248人（46.5%）, 女性285人（53.5%）; 被试年龄分布为21~65岁, 平均年龄（32.08± 7.84）岁; 初级职称308人（58.3%）, 中级职称138人（26.1%）, 高级职称82人（15.5%）; 三级医院433人（81.2%）, 二级医院60人（11.3%）, 一级医院40人（7.5%）; 已婚299人（56.1%）; 内科150人（28.1%）, 外科152人（28.6%）, 妇科和儿科60人（11.3%）, 其他13个科室171人（32%）。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婚姻状态、从医年限、医院类型、医院等级、科室等。

1.2.2 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量表（scale for occupational stressors on clinician）[8] 该量表由上海师范大学陈建萍编制, 共有38个题目, 分为7个维度, 分别是组织管理、职业兴趣、工作负荷、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外部环境及医患关系。量表采用四点计分法, “ 非常符合” 记作 4 分, “ 有点符合” 记作 3 分, “ 有点不符合” 记作 2 分, “ 非常不符合” 记作 1 分, 得分越高表示压力越大。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 系数为0.923, 各维度的Cronbach α 系数在0.736~0.848之间。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9] 该量表由解亚宁编制, 共20个条目, 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问卷采用0~3分的4点计分法。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69、0.787。

1.3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 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方法为描述性分析、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临床医生应对方式状况

积极应对的总得分为2（2, 3）, 消极应对的总得分为1（1, 2）, 临床医生使用最少的两种积极应对方式为“ 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自己想得到的努力; 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 , 使用最多的两种消极应对方式为“ 休息或休假, 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 及“ 自己安慰自己” 。详见表1。

表1 临床医生应对方式状况
2.2 临床医生应对方式的人口学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被调查者的应对方式在婚姻状况、职称以及从医年限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详见表2。

表2 临床医生应对方式的组间差异（n=533）
2.3 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状况

被调查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源得分为2.63（2.34, 2.89）, 外部环境及工作负荷维度的中位数大于3分, 人际关系维度的中位数小于2分。详见表3。

表3 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状况（n=533）
2.4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积极应对与工作压力源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40, P< 0.01）, 与职业兴趣维度、职业发展维度、人际关系维度以及医患关系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0.212~-0.139, P< 0.01）。消极应对与工作压力源总分及其七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r=0.094~0.361, P< 0.05）。结果见表4。

表4 工作压力源各维度与应对方式各维度的相关矩阵（n=533）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积极应对方式的得分为2（2, 3）, 消极应对的得分为1（1, 2）, 提示临床医生面对挫折及压力时主要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 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0]。临床医生使用最少的两种积极应对方式为“ 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自己想得到的努力” 和“ 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 , 使用最多的两种消极应对方式为“ 休息或休假, 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 及“ 自己安慰自己” 。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源得分为2.63（2.34, 2.89）, 外部环境及工作负荷是临床医生最主要的工作压力源, 临床医生感到“ 现在媒体上对医务人员的负面报道太多、目前的法律法规难以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 同时感到“ 工作十分繁重, 休息时间很少、工作中要承担很多风险、经常要值夜班” 等。目前, 我国对医务人员的保障机制较为欠缺, 医患矛盾极为严峻, 临床医生感受到的外部环境和工作负荷压力逐渐增大[11]。而这两大主要工作压力来源都是临床医生无力改变的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回避退缩性应对方式, 如“ 休息或休假, 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 ; “ 自己安慰自己” , 不再“ 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自己想得到的努力” 自然成为了临床医生群体忍受应激影响代价最小的应对方式。

秩和检验结果表明, 已婚、职称高以及工作年限长的临床医生积极应对得分要显著低于其余组, 消极应对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余组, 这与应对方式发展规律不同, 但与临床医生的工作现状相符[12]。已婚的临床医生需要面临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 高职称以及工作年限长的临床医生不仅需要面临科研、教学的压力, 还要承担独立抉择以及带领医疗小组的压力, 过高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临床医生的娱乐以及休息时间大大减少, 还严重地损害了临床医生的身体健康, 使得积极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身心资源要远远少于未婚的、低职称以及工作年限短的医生。提示医院应定期针对这一群体组织主题活动, 鼓励他们发展业余爱好, 增加他们积极应对挫折及压力的资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临床医生的工作压力源总分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 工作压力越大, 越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越容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这与赵铁牛等的研究一致[13]。反过来, 消极应对方式应用得越多, 就会容易感觉到工作压力的失控感和无助感, 从而加重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压力程度, 进一步损害个体的工作质量、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14]。所以, 面对当前临床医生工作压力大且难以改变的现状, 对临床医生的应对方式进行干预, 激发其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 少用或不用消极应对方式是缓解个体主观压力程度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谭健烽, 禹玉兰, 蔡静怡, 等. 医护人员工作压力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3, 40(4): 684-686. [本文引用:1]
[2] Edwards N. , Kornacki M. , Silversin J. Unhappy doctors: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what can be done?[J]. BMJ, 2002, 324(7341): 835-838. [本文引用:1]
[3] 黄伟青, 张远新, 李平. 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压力源类型浅析与健康心态的调节作用[J]. 中国医学创新, 2012, 9(29): 131-132. [本文引用:1]
[4] 施跃健, 王玲凤. 医生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07, 23(5): 529-531. [本文引用:1]
[5] 井世洁. 大学生的自尊、社会支持及控制点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研究[J]. 心理科学, 2010, 33(3): 719-721. [本文引用:1]
[6] 邢强, 唐志文, 胡新霞. 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 (6): 84-90. [本文引用:1]
[7] 谢文, 张振路, 林细吟, 等. 护士长工作疲溃感与工作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05, 40(5): 339-341. [本文引用:1]
[8] 陈建萍. 临床医生工作压力源量表的编制与应用[D]. 上海师范大学, 2009. [本文引用:1]
[9] 解亚宁, 汪向东.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122-124. [本文引用:1]
[10] 贾子若, 吴祖平. 职业青年工作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3, (6): 64-67. [本文引用:1]
[11] 苏希, 王旭, 苏虹. 临床医生职业压力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联[J]. 安徽医学, 2013, 34(7): 993-996. [本文引用:1]
[12] 苏希. 安徽省临床医生职业压力源调查及其与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关联研究[D]. 安徽医科大学, 2013. [本文引用:1]
[13] 赵铁牛, 杨晓南, 王泓午. 医生工作压力、应对方式与人际关系敏感的关系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2, 39(17): 4431-4432. [本文引用:1]
[14] 林碧莲, 高尚仁, 程乐华, 等. 中西医住院部医生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11): 779-782.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