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廖宁(1970-),女,广东河源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乳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2016年乳腺癌在转化医学方面的进展, 主要在三个方面:(1)基因组学进展; (2)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新的靶点; (3)免疫治疗新进展。
Nik-Zainal等[1]2016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 对560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展现了乳腺癌体细胞突变的全景。研究小组对556位女性和4位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和正常组织进行了基因组测序, 另外还对部分患者进行了转录组测序、microRNA表达分析、基于阵列的拷贝数分析和甲基化数据分析。通过测序, 研究人员发现了3 479 652个体细胞碱基替换, 371 993个小型插入/缺失和77 695个重组, 结合之前发表的另外772个乳腺癌基因组测序数据, 发现了5个之前未知的驱动基因。研究人员共在93个基因中鉴定出1 628个可能的驱动突变。95%的基因组至少有一个驱动基因。10个最常见的突变基因是TP53、 PIK3CA、MYC、CCND1、PTEN、ERBB2、ZNF703/FGFR1 locus、GATA3、RB1和MAP3K1, 占驱动基因的62%。尽管研究人员鉴定出若干可能激活驱动基因的in-frame融合基因, 他们发现复发性基因融合(recurrent gene fusions)很少表达。相反, 一些基因CDKN2A、RB1、MAP3K1、PTEN、MAP2K4、ARID1B、FBXW7MLLT4 和TP53的重组较为常见。乳腺癌突变标签不同的突变过程产生不同类型的突变标签。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利用数学模型来寻找癌症基因组中的其他标签, 共发现了12个(包括前面所述的5个)。在7个新发现的突变标签中, 5个在其他类型的癌症中发现过, 2个是第一次被发现。接下来, 研究人员又鉴定出了6个重组标签。标签1~3的特征是串联重复。标签3存在于91%的具有BRCA1突变的癌症中, 在基底细胞样乳腺癌、TNBC和具有很高同源重组缺陷评分的乳腺癌中常见。重组标签5的特征是出现小于100 kb的缺失。标签2的特征是出现大于100 kb的缺失, 在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常见。560例病例中90例有BRCA1或BRCA2突变, 其中60例为胚系突变, 14例为体细胞突变。由于BRCA1和BRCA2缺陷的基因组仅与标签3或5相关, 鉴定这些突变标签是未来做诊断的基础。
Loi等[2]发表的一项研究对BIG-198研究中的ER阳性、HER2阴性的患者进行了基因突变的分析。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ER阳性、HER2阴性患者高频的基因突变与预后的关系, 主要研究终点指标为无远处复发间期。这项研究对764名患者的标本进行了测序, 其中538份标本的数据可以分析, 发现了19个频率大于5%的突变, 其中CDH1和PTEN显著和更大的肿瘤相关, PIK3CA突变虽然异质性很强, 但整体上与更好的预后相关, 并且一个PIK3CA突变的亚组从来曲唑的治疗中获益更多, 提示有可能成为一个预测因子。而TP53突变、11q13扩增(CCND1), 8p11(FGFR1)扩增与肿瘤的高增殖率有关并导致了预后更差的肿瘤表型, 这些是预后因子并有望成为潜在的药物靶点, 而更多的基因改变数目和更差的预后相关。
Aparicio等[3]2016年5月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 433例乳腺癌患者的基因突变谱, 研究发现, 在ER阳性患者中, SMAD4、USP9X、TP53显著与更差的预后相关, GATA3、MAP3K1显著与更好的预后相关。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从整体上而言, ER阳性的患者的MATH分数更低(较高的MATH分数就表明在不同癌细胞中存在许多不同的基因突变), 而在ER阳性的肿瘤中, MATH分数在前四分位的患者比在后四分位的患者生存预后要好。
在药物筛选方面, 在2016年Caldas等[4]发表在《Cell》杂志的研究中, 研究者建立了来自于83个乳腺癌患者肿瘤的老鼠移植瘤模型库, 这些移植瘤模型可以在短期内保持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和异质性, 对抗肿瘤药物的筛选会有极大的帮助, 但目前可能会存在费用较高并且需要免疫缺陷的老鼠的应用问题。除了基因组学可以帮助筛选靶标, Mertins等[5]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也指出, 蛋白质组学将乳腺癌中的体细胞突变与信号传导相连接, 也有助于鉴定抗肿瘤的靶点。
基于来自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计划的数据, 这个科学家小组完成了首个大规模的乳腺癌“ 蛋白质基因组学” 研究, 将一些DNA突变与蛋白质信号联系到一起, 并帮助确定了一些驱动癌症的基因。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蛋白质和它们的修饰来更好地认识癌症。这篇文章证实了相比于单独采用任一种分析方法, 整合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数据能生成更完整的癌症生物学图像。
这项研究提供了TCGA计划中已确定基因组学特征的77个乳腺癌肿瘤蛋白质组与磷酸化蛋白质组景观的广泛信息。通过研究它们的蛋白质产物活性来筛选出候选基因列表, 可以帮助确定治疗靶点。
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利用精确的高分辨率质谱法分析了乳腺肿瘤, 这一技术扩大了基因组的覆盖范围, 优于传统的基于抗体的方法, 量化了超过12 000个蛋白质和33 000个磷酸化位点, 这是极广的覆盖水平。
与其他的癌症一样, 乳腺癌也具有许多的突变, 因此研究它们需要无数的实验来认识模型系统中各种突变组合的影响。采用这种方法, 该研究小组研究了这些突变发生了进化的癌细胞, 并分析了细胞蛋白质的整体产量。
针对一些乳腺癌亚型和携带常见突变, 如PIK3CA和TP53突变的肿瘤, 分析结果揭示出了一些新的蛋白质标志物和信号通路。研究人员还将一些基因中的拷贝数改变(额外或缺失的DNA)与蛋白质水平相关联, 鉴别出了10个新的候选调控因子。其中2个候选基因SKP1和 CETN3可能与癌基因EGFR有关联。EGFR是一种特别具有侵袭性的乳腺癌亚型— — “ 基底细胞样” 肿瘤的标志物。在这项工作中, 研究人员利用蛋白质组和磷酸蛋白质组数据概要说明了基底和管腔亚型。他们还设法基于磷酸化信号通路聚类肿瘤鉴别出了富含基质的集群, 并阐明了采用mRNA方法未看见的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亚群。
在研究和治疗乳腺癌时, 科学家和医生们都希望发现除了HER2以外更多可用药物控制的激酶蛋白。采用曲妥珠单抗(赫赛汀)可以靶向HER2, 但这种蛋白质过表达仅存在于20%乳腺癌中。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单独分析了一些激酶的磷酸化状态, 凸显出了乳腺癌样本中一些异常活化的激酶, 如HER2、CDK12、PAK1、PTK2、RIPK2和TLK2, 有望推动未来乳腺癌靶标的筛选。
Miller和Gellert等[6, 7] 2016年分别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文章, ER阳性乳腺癌中,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耐药是比较常见的。为了更好地了解肿瘤的异质性和进化对耐药的影响, 研究小组全面分析了22个原发性乳腺肿瘤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s, AI)新辅助治疗前和治疗4个月后手术时标本的基因特征(评价指标是Ki-67的降低, 其中12例是敏感的, 10例是耐药的)。比较来自两个时间点的肿瘤/正常组织配对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发现, 大部分的肿瘤都具有异质性(> 80%), 经过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发现细胞的亚克隆发生了变化, ESR1的突变产生了(D538G、K481N、E38Q), 可能会导致AI的耐药, 而ERBB2突变主要产生在AI敏感的亚组中[6]。
Gellert等[7]的文章中, 介绍了突变对雌激素受体阳性早期乳腺癌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反应的影响。这项研究在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研究AI的疗效和基因突变的关系。在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取了60例患者的外科手术标本和血样(40例AI治疗, 20例对照)进行外显子测序。 发现治疗反应不佳者(基于Ki-67变化)明显比治疗反应良好者有更多的体细胞突变。 排除基线或外科活检的亚克隆发生在大约30%的肿瘤中。 在试验的第二阶段, 结合靶向测序了另外28位在第一阶段接受了治疗的患者, 并发现6个基因高频突变:PIK3CA、TP53、CDH1、MLL3、ABCA13和FLG。TP53突变与不良反应相关。我们得出结论:多次活检对ER阳性乳腺癌是必要的。TP53突变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相关。
ESR1突变与AI的关系, 2016年有2项ESR1突变分析的研究发表。一项是SoFEA研究[8], 比较氟维司群与 依西美坦± 阿那曲唑的疗效。这项研究发表在2016年的JCO杂志上, 研究发现, ESR1突变率为39.1%, 多位点突变率为46%。ESR1突变会影响到后续治疗的选择, 因为研究发现, 对ESR1突变的患者, 依西美坦组的无进展生存期仅2.6个月, 而氟维司群疗效不受突变影响, 同时如果联合CDK4/6抑制剂Palbociclib, 突变患者和非突变的患者都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ESR1的突变与ER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对AI治疗的耐药相关。但目前这些突变对接受选择性雌激素受体下调剂(SERD)治疗患者的疗效影响尚不明确。2016年Spoerke等[9]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探讨了ESR1突变的临床意义以及对氟维司群疗效的影响。入组了ER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取血样测定ctDNA的ESR1和PIK3CA的热点突变, 患者随机接受氟维司群或氟维司群加pan-PI3K抑制剂治疗。 研究发现, ESR1突变存在于37%的基线样本中, 并且突变更多发生在LuminalA和PIK3CA突变的肿瘤中。 ESR1突变通常具有多个突变位点。 在氟维司群治疗过程中, ESR1突变等位基因频率没有显示一致的增加模式, 并且与野生型患者相比, ESR1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没有差异。 研究证实, ESR1突变并不会影响氟维司群的疗效。
Goh等[10]在一项研究中揭示了HER2阳性炎性乳腺癌患者采用抗HER2治疗(阿法替尼± 长春瑞滨)治疗过程中基因的变化。研究发现HER2阳性乳腺癌的特征在于高频的TP53获得性功能突变和高突变率。 HER2阳性乳腺癌相关的高突变负荷表明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该疾病中的潜在作用。
2016年乳腺癌的基因组学研究进展:(1)开始了解一些支持Ⅲ 期内分泌研究结果的肿瘤分子(DNA/RNA)异质性。(2) ESR1突变会影响到后续内分泌治疗的选择。由于AI导致的选择性压力, 会导致更大的肿瘤负担, 发生在之前接受过AI治疗的人群中; 不同位点的突变可能意义不同。(3)在ER阳性肿瘤中一些体细胞突变(11q, 8p, PIK3CA), ITH和突变的负荷预示了预后并且导致了对内分泌治疗的耐药。(4) HER2阳性炎性乳腺癌有更高的突变负荷。更加强有力的雌激素受体下调剂(SERD)± CDK4/6抑制剂?(5)将来的临床试验需要更好的病人选择和分层。
TNBC是一类有着极大异质性的疾病, 个体间生物学行为差异很大, 在肿瘤学步入精准医疗的时代, 寻找TNBC可治疗的各类靶点对不同类别的TNBC的精准治疗可能具有指导作用。Balko 等[11]2016年4月在《Sci Transl Med》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JAK2基因扩增和TNBC患者的预后显著相关。对于JAK2扩增的细胞, JAK2抑制剂BSK805联合紫杉醇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
TNBC预后不良且缺乏靶向治疗。Brasó -Maristany等[12-13]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的2篇文章显示, 在TNBC中, PIM1原癌基因拷贝数增多且蛋白过表达。 TNBC细胞依赖于PIM1来增殖和保护, 免受凋亡。 PIM1敲除则减少抗凋亡因子BCL2的表达。使用pan-PIM激酶抑制剂AZD1208治疗降低了细胞系和患者衍生的异种移植物的生长, 并使它们对化疗更敏感。这些工作显示PIM1激酶调节了细胞的凋亡、肿瘤的生长和TNBC对化疗的反应。PIM1抑制剂对MYC表达的TNBC有抑制作用, 有望成为潜在的药物靶点。
免疫治疗是目前所有肿瘤最热的研究方向之一。2016年Strø nen 等[14]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免疫疗法的一项重大突破— 利用他人的T细胞抵抗癌症。在这项研究中, 来自荷兰癌症研究所、挪威奥斯陆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癌症免疫疗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他们证实即便个体自己的T细胞(一类免疫细胞)不能够识别和抵抗自身的肿瘤, 但是其他人的T细胞可能会做到这点。
这项研究证实, 将来自癌细胞的发生突变的DNA加入到来自健康供者的T细胞中能够让健康供者的T细胞产生免疫反应。将来自这些供者T细胞的特定组份导回到癌症患者的T细胞中后, 研究人员能够让癌症患者自己的T细胞识别癌细胞。“ 外包” 免疫系统将来可能被应用到肿瘤的免疫治疗。
癌症免疫疗法旨在开发让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抵抗癌症的技术。有多种可能的原因能够阻止T细胞识别癌细胞。首先, T细胞的活性受到很多能够干扰它们功能的抑制因素的控制, 而且让这些抑制因素失效的疗法如今正在很多人类癌症中开展测试。其次, 在一些患者体内, 免疫系统可能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将癌细胞作为异常细胞加以识别。也因此, 帮助免疫系统更好地识别癌细胞是癌症免疫疗法的主要目标之一。
van Allen 等[15]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在黑色素瘤中CTLA-4阻断剂的疗效与基因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响应和多重因素相关, 如突变的负荷, 免疫浸润(IFNg), PD-L1阳性宿主因素, 且和不同的肿瘤相关。
环磷酰胺是最广泛使用的化疗药物之一。环磷酰胺在体外没有抗癌特性, 但是进入体内后, 在特定酶的催化下, 分解释放出的氯乙基磷酰胺可以对肿瘤细胞产生毒作用, 起到抗癌的作用。环磷酰胺的抗癌效果有赖于肠道细菌, 海氏肠球菌和B.intestinihominis杆菌对此至关重要; Daillè re 研究团队2016年发表在《Immunity》的文章中[16], 首先在小鼠模型中对环磷酰胺疗效产生影响的两种细菌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口服海氏肠球菌能够激活脾脏中T细胞的抗癌免疫应答, 再加上环磷酰胺的细胞毒作用, 就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的生长。而B. intestinihominis杆菌口服的作用与海氏肠球菌相似, B. intestinihominis杆菌还可以促进T细胞向肿瘤浸润。经过“ 细菌 + 环磷酰胺” 这种“ 化学— 免疫疗法” 治疗后, 小鼠体内肿瘤的体积缩小了大约两倍,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治疗效果。
抗生素已经被证明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是呈剂量正相关的。而肠道菌群在之前也已经被证实和抗CTLA-4治疗的疗效有一定程度的关联。这个研究证明最优的微生物多样性对环磷酰胺的疗效非常重要, 那么是否可以优化烷化剂(或是化疗)的疗效?也可提高对肿瘤免疫疗法的响应?
对于乳腺癌, 免疫治疗进展貌似有些落后于肾癌和肺癌, 但是, 仍获得了很好的研究结果。在2016年美国圣安东尼奥大会上, 乳腺癌的免疫治疗大多是关于肿瘤内淋巴细胞浸润及其与乳腺癌的关系, 发现TNBC肿瘤内淋巴结细胞浸润预示着患者会有更好的预后, 这意味着这类患者对治疗更敏感, 特别是新辅助治疗中的化疗。至于真正的临床数据还没有展示, 但是有几项大型的Ⅲ 期临床试验将于明年结束, 这些数据将回答究竟是免疫治疗效果好, 还是免疫联合化疗疗效更好, 亦或是免疫联合靶向药物疗效更佳?
2016年乳腺癌转化医学, 是充满成就感的一年, 乳腺癌基因蓝图已经完成; 8p, 11qCN扩增和PIK3CA突变是新发现的和临床相关的基因表型; ctDNA对临床实践有指导价值, 如:ESR1突变; 在TNBC新靶点方面, 需要更多的有效的药物组合; 在免疫治疗中, 包括免疫浸润和肠道菌群等在内的多重因素都可能产生影响,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临床数据涌现。
2016年, 一个又一个转化医学的研究结果, 翻云覆海, 或许, 将迎来乳腺癌领域史无前例的革命和创新, 这种革命与创新不仅仅只属于转化医学, 并且还影响临床实践。
预见2017年, 未来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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