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是以妊娠20周后新发高血压、蛋白尿和多器官功能受累为特征的一组症候群^[1]。发生率为2%~8%, 全球每年约有850万孕妇患PE, 且近年来有增高趋势^[2]。迄今为止, 有关PE发病机制学说很多, 而唯有内皮功能损伤学说能够解释PE的全部病理生理改变。2011年哈佛大学的Karumanchi教授提出, PE滋养细胞侵入子宫肌层不良, 导致螺旋小动脉重铸数量明显减少, 致使胎盘浅着床、子宫胎盘血流灌注不足、胎盘缺血缺氧及氧化应激, 导致大量炎性因子释放入血循环, 这些炎性因子最终导致母体广泛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引发广泛的血管收缩, 致使系统性高血压, 多器官灌注减少, 由此引发多脏器功能受损, 出现高血压、蛋白尿、凝血功能障碍、肝肾功能异常、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FGR）、HELLP综合征、肺水肿等临床表现^{[3, 4]}。

近10年来, PE已成为女性CVD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有关此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 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循证医学证据。Corwin等1927年首次注意到PE与未来高血压的相关性^[5]。之后, 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和Meta分析, 均证实PE与女性CVD密切相关。正像美国Sibai教授指出那样, PE不再仅仅是妊娠疾病^[6]。2014年牛建民等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 对651例PE患者和2 684例正常孕妇进行统一召回, 评估其产后高血压发生情况。结果显示PE孕妇产后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增高, 孕期血压和糖脂代谢异常与产后高血压有关^[7]。牛建民等的进一步研究显示, 将PE患者产前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水平切值确定为217.75 ng/mL时, 其预测产后远期高血压发生的敏感度为73.2%, 特异度为86.6%^[8]。

首先, PE病史女性远期CVD风险及死亡率增高。2010年Mongraw-Chaffin等利用CHDS研究（14 403例孕妇, 平均随访37年）资料发现, PE与CVD死亡独立相关, 死亡风险增加2.14倍^[9]。2011年台湾人口队列研究（1 132 064例 ）发现, 相对于正常人群, PE病史妇女产后3年内CVD发生率增加12倍^[10]。2013年Brown等通过对43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 PE病史妇女CVD死亡风险显著增加2.28倍^[11]。其次, 早发型PE、复发性PE的远期CVD风险更高。Mongraw-Chaffin等的研究提示, 早发型PE的CVD死亡风险高达9.54倍^[9]。2017年Auger等通过对1989-2013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分娩妇女（平均随访25年）进行研究发现, 复发PE女性CVD住院率比非复发性PE妇女或无PE妇女的CVD住院率高^[12]。 第三, PE产后10年CVD风险影响最大。2012年Smith等通过产后随访研究发现, 相对于正常妊娠妇女, PE妇女10年CVD风险增加 13.08倍; 30年CVD风险增加 8.43倍; 终身CVD风险增加 3.25倍^[13]。

不仅PE与远期CVD密切相关, 各种类型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均增加CVD风险。2013年Mä nnistö 等通过对1966年芬兰北部两个省的前瞻性出生队列（12 055例孕产妇）研究发现, 妊娠期高血压女性的远期CVD风险显著增高^[14]。2016年 Canoy等报道一项英国1996-2001年110万例的前瞻性研究, 平均随访11.6年。该研究发现, 相对于正常妇女, 妊娠期高血压妇女患冠心病风险增加1.29倍^[15]。2018年Stuart等利用美国NHS Ⅱ 的资料（58 671产次, 平均随访25~32年）分析发现, 相对于正常妊娠女性, 第一次妊娠发生妊娠高血压或PE的妇女, 远期慢性高血压风险分别增加2.8倍和2.2倍^[16]。另外, 不但早发型PE与CVD密切相关, 妊娠晚期高血压的妇女同样增加远期CVD风险。2013年Hermes等^[17]报道了一组多中心队列研究, 平均随访2.5年。结果发现, 相对于正常妊娠女性, 妊娠晚期高血压（≥ 36周, 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和PE）女性高血压、代谢综合征发生率更高; 具有更高的血压、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腰围;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tic model assessment-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高敏C反应蛋白显著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显著降低。提示, 在妊娠晚期高血压病史女性中, 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更加普遍, 产后2.5年CVD相关血液生化风险因素升高。

PE不仅仅对母亲远期心血管功能构成影响, 同样对子代心血管功能也构成深远影响, PE增加子代患发高血压、卒中、糖尿病和CVD的风险^[18]。Davis等2012年通过对18个队列超过45 000例正常和PE产妇的Meta分析显示, 相对于正常孕妇的子代, PE子代（4~30岁）的收缩压升高2.39 mmHg, 舒张压升高1.35 mmHg, BMI升高0.62 kg/m^2[19]。之后, Davis等2015年又通过对2 868例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发现, 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中约有30%的20岁子代患发高血压, 子代终生风险指数增高2.5倍^[20]。Lawlor等2012年通过对14 541例出生队列研究发现, PE子代收缩压升高2.04 mmHg, 舒张压升高1.10 mmHg。在没有其他血管病变或代谢紊乱的情况下, PE与子代血压升高独立相关^[21]。Fraser等2013年又对同一出生队列研究发现, 不管是否有妊娠期高血压病史, 其子代青春期血糖、胰岛素和血脂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妊娠期高血压的子代收缩压升高2.04 mmHg , 舒张压升高1.11 mmHg; PE的子代收缩压升高1.12 mmHg, 舒张压升高1.71 mmHg。研究提示, 妊娠期高血压与子代血压显著相关可能源于遗传因素或者家族性血压因素^[22]。2018年Rice等通过前瞻性出生队列（979例, 平均随访7年）研究发现, 妊娠相关性高血压与子代收缩压升高相关, 但与子代舒张压、BMI、腰围、HOMA-IR无关^[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