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董秋美(1973-),女,哈尔滨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诊治。
胃癌和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两大恶性肿瘤, 现将2018年胃肠恶性肿瘤相关进展综述如下。
胃癌辅助治疗领域, 多西紫杉醇联合S-1成为Ⅲ 期胃癌辅助治疗可选方案; 围手术期治疗方面, 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XELOX)方案成为局部晚期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新选择; 增加替吉奥联合奥沙利铂(SOX)方案新辅助化疗周期数将为患者带来获益; 雷莫卢单抗在胃癌晚期一线治疗中未见生存获益; Nivolumab(Nivo)和TAS102分别在胃癌的三线治疗中获得成功。
结直肠癌领域, 奥沙利铂在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放化疗的作用仍然有限; 帕尼单抗联合三药的超强方案对BRAF突变、右半结肠癌的治疗可明显提高疗效; 贝伐单抗(Bevacizumab, Bev)治疗失败后, 后线靶向药物的顺序可影响生存; 免疫治疗在结直肠癌“ 热肿瘤” 的治疗中从末线治疗拓展到一线以及新辅助治疗领域, 并且疗效惊人, 然而在“ 冷肿瘤” 中仍未有进展。
在胃癌术后辅助治疗相关研究中, 化疗方案和最佳化疗疗程再添佐证。ACTS-GC研究结果使S-1单药成为胃癌D2根治术后病理分期为Ⅱ /Ⅲ 期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标准方案, 但是Ⅲ b期患者从该方案中获益较小。JACCRO GC-07研究[1]是一项评估在S-1的基础上联合多西紫杉醇能否进一步提高Ⅲ 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疗效的Ⅲ 期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2018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会议上报道了该研究第二次中期分析的结果, 与S-1单药相比, 多西紫杉醇联合S-1显著提高了3年无复发生存期[65.9% vs. 49.5%, 风险比(hazard ratio, HR)=0.632, P=0.000 7], 进一步降低了淋巴结、腹膜和远处转移的风险, 并且安全性可控。该研究结果增加了Ⅲ 期胃癌术后辅助治疗的可选方案, 也首次证实了紫杉类药物在胃癌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价值。
NEO-CLASSIC研究[2]是一项单臂的开放、多中心Ⅱ 期研究, 该研究分析XELOX方案在局部进展期胃癌D2根治术的围手术期的应用价值。研究设计将胃癌根治术后接受标准的8周期XELOX方案辅助化疗(原CLASSIC研究结果)改为术前和术后各接受4个周期的XELOX方案化疗。该研究入组了54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 其中85%的患者为临床Ⅲ 期患者。主要研究终点指标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50%, 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达到90.7%,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为18.13个月。研究显示了令人满意的R0切除率(83.3%), 3年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40%和48%。虽然该研究样本量较小, 但仍然证实了XELOX方案是局部晚期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效方案。
SOX方案不同周期数对胃癌新辅助化疗临床结局具有影响[3]。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对SOX方案新辅助化疗3周期或5周期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了对照研究, 早期结果分析发现5周期组R0切除率(97%)高于3周期组(90%); Ⅲ C期患者的手术时间5周期组明显低于3周期组。研究表明使用周期数更多的术前新辅助化疗更能使患者获益。
雷莫卢单抗联合化疗对比单纯化疗用于晚期胃癌一线治疗的Ⅱ 期、双盲RAINSTORM研究[4]和Ⅲ 期随机对照RAINFALL研究[5], 结果均未见有效率和生存的获益。
对于经过多线治疗的转移性胃癌患者, 三线治疗的选择非常有限, 免疫治疗和TAS-102的研究为胃癌的后线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ATTRACTION-02研究[6]是第一项胃癌免疫治疗的Ⅲ 期RCT, 采用Nivo单药治疗三线及以上晚期胃/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结果显示, 相比安慰剂, Nivo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al, OS)延长了1.2个月, 死亡风险降低38%。TAS-102是一个全新的核苷类抗肿瘤药物, TAGS研究[7]探讨了TAS-102对比安慰剂治疗难治性转移性胃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结果显示, 对比安慰剂联合最佳支持治疗, TAS-102联合最佳支持治疗组患者的中位OS提高了2.1个月; 死亡风险降低31%(HR=0.69, P=0.000 6); DCR更高(44% vs. 14%, P< 0.000 1), 并且不良反应可控。
以氟尿嘧啶类药物为基础的新辅助放化疗仍然是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术前标准治疗方法。国际上几个大型研究探索在5-FU基础上增加其他细胞毒药物能否提高疗效及改善预后的研究, 其结果基本上都是阴性的。唯一一个得出阳性研究结果的是德国开展的CAO/ARO/AIO-04, 该研究报道了含奥沙利铂组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 pCR)和3年无病生存率与对照组比有微弱的优势。2018年ASCO上公布的两项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研究(PETACC-6、FOWARC)的最终结果显示, 奥沙利铂加入到直肠癌的新辅助放疗中, 结果仍是阴性的[8, 9]。PETACC-6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显示, 在意向性治疗人群, 卡培他滨为基础的新辅助放疗和辅助治疗中加入奥沙利铂, 不能延长无病生存期或OS。亚组分析显示非德国患者同步放化疗中使用奥沙利铂有一定的生存获益。FOWARC研究设置了三个治疗组分别为5-FU+放疗、mFOLFOX6+放疗以及单纯mFOLFOX6组。2015年报道的初步结果达到了次要终点:mFOLFOX6联合放疗组pCR最高, 达到28.0%, 而5-FU组仅为14.3%。单纯mFOLFOX6组与5-FU+放疗组R0切除率相近, 缓解率差异不大, 但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今年ASCO上公布的最终结果再次证实mFOLFOX联合或不联合放疗并不能显著改善直肠癌患者的无病生存期, pCR的提高最终没能转化成为生存期的获益。然而该研究的另一个结论却令人兴奋:与标准5FU+放疗相比, 单纯mFOLFOX新辅助化疗的局部复发率、3年无病生存率和3年总生存率几乎相等, 未来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中, 单纯FOLFOX方案新辅助化疗有取代同步放化疗的趋势。
EGFR是转移性结直肠癌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的重要分子通路, 通过各种分子检测筛选出来的EGFR依赖型肿瘤能从抗EGFR治疗中获益, 右半结肠癌、KRAS/BRAF突变的患者对抗EGFR的治疗耐药。2018年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报道的三项研究更新了既往的一些观念。
德国AIO的Ⅱ 期随机对照VOLFI研究[10], 比较了mFOLFOXIRI + 帕尼单抗(Panitumumab, Pmab)与FOLFOXIRI一线治疗RAS野生型初始不可切除的mCRC, 结果显示在FOLFOXIRI基础上加以Pmab能显著增高ORR, 左半结直肠癌ORR分别为90.6%和68.0%(P=0.021), 右半结直肠癌ORR分别为70.0%和37.5%(P=0.34), 并明显提高二次切除率, 而且这种优势在右半结肠癌群体或BRAF突变群体中也存在。虽然对于右半结肠或BRAF突变型mCRC, 目前的临床实践并不建议在一线使用EGFR单抗, 但这项研究的结果将给临床实践带来新的思考和探索。
Pmab和西妥昔单抗(Cetuximab, Cmab) 在mCRC末线治疗中头对头的对比分析。既往普遍认为用于mCRC的两种EGFR单抗Pmab和Cmab, 在适用人群、有效性、毒性等方面相似, 可相互替代。但今年ESMO一项汇总分析显示:既往使用Bev对这两种单抗后线的疗效有影响[11]。该汇总分析包括了ASPECCT和WJOG6510G两项研究, 均是既往接受含Bev标准治疗失败的KRAS第2外显子野生型mCRC患者, 末线治疗中头对头对比Pmab和Cmab的疗效。结果显示Pmab组的生存期显著长于Cmab组, 其中OS 分别为12.8个月和10.1个月, P=0.003 1; 在OS的多因素分析中, 两个单抗的具体方案也是独立预后因素(校正HR=0.69, 95%可信区间0.54~0.87, P=0.001 3)。研究者认为两个单抗和EGFR的亲和力不同可能是导致这种预后差异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REVERCE研究[12]将既往接受过化疗联合Bev治疗失败的mCRC, 采用瑞戈非尼(Regorafenib, R)序贯Cmab对比相反治疗顺序。结果发现R-Cmab组中位OS为17.4个月, 明显优于Cmab-R组的11.6个月。该研究说明即使是在后线治疗, 靶向药物使用顺序和布局可影响预后。
免疫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 既往的研究证实在结直肠癌中, 仅少数微卫星不稳定性高(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和错配修复缺失(missing 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 dMMR)的患者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益。2018年ESMO报道了免疫治疗在新辅助治疗、晚期一线治疗、晚期一线维持治疗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免疫治疗在MSI-H患者的疗效进一步提高, 适应证进一步拓宽; 而在微卫星稳定型(microsatellite stability, MSS)的患者中, 仍未探索出有效的免疫治疗方法。
荷兰的NICHE研究探索免疫治疗用于早期结肠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13]。14例临床分期为I~Ⅲ 期的结肠癌患者, dMMR和错配修复基因无缺失(MMR proficient, pMMR)各7例, 接受CTLA-4单抗Ipilimumab(Ipi)和PD-1单抗Nivo双免疫联合治疗, 然后在6周内接受手术。结果显示安全性良好; 疗效判断以术后病理缓解情况为评价指标, 结果发现全部7例dMMR患者均达到次要终点, 100%肿瘤出现明显病理改变, 其中4例为病理完全缓解, 而未完全缓解的3例, 残留癌细胞比例均在2%及以下。反之, 在pMMR的患者则几乎没有出现病理反应, 所有患者, 残留癌细胞比例均在85%以上。这是第一项探索抗CTLA-4单抗Ipi联合抗PD-1单抗Nivo在早期dMMR和pMMR结肠癌新辅助治疗的研究, 结果表明dMMR结肠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且可能改变目前的标准治疗模式。
2018 ESMO报道了CheckMate-142其中的一个Ⅱ 期单臂队列研究的结果[14], 45例晚期患者一线接受双抗免疫联合治疗(Nivo + Ipi), 有效率和DCR分别为60%和84%, 7%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12个月的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77%和83%, 不良反应可控。结果表明Nivo联合低剂量Ipi一线治疗dMMR或MSI-H的mCRC可获得持久的临床获益, 可作为MSI-H/dMMR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
2018 ESMO报道了MODUL研究队列2的结果[15]。该研究入组未经治疗均为MSS的mCRC, 一线接受FOLFOX+Bev 16周诱导治疗后, 随机分组用氟尿嘧啶类/Bev+Atezolizumab或氟尿嘧啶类/Bev(对照组)维持治疗。结果显示将PD-L1单抗Atezolizumab添加到氟尿嘧啶类/Bev作为MSS的mCRC一线维持治疗未能改善生存。该结果表明通过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试图将“ 冷肿瘤” 变成“ 热肿瘤” 的探索再次遭遇失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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